“共同富裕”，需要重构领导力底层逻辑

最近和企业界的朋友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中共中央提出来的“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概念。

“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这不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到“三次分配”了。在2019年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就曾经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

　　对于企业家群体来说，最为熟悉的莫过于第一次分配，那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收入分配，这是企业家精神可以发挥作用并且胜出的最为熟悉的阶段。

　　第二次分配是通过政府调节进行的分配，这是基于社会公平正义进行的分配。

而第三次分配是出于个人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

其中的第三次分配，确实是许多人不太了解、不太愿意甚至是不情愿的。这也是最近很多人讨论的焦点问题。媒体上说有人担心这是杀富济贫，或者说重新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我认为这些都是过虑了。

从根本上说，这是大多数人对于快速变化的时代不了解、也不能适应所致。

一句话：时代变了！

　　这次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三次分配，实际上延续的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贯政策主张，而且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政府在贯彻这些政策方面的力度持续加强、加大，其核心就是要让企业界和经济界的经营活动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利益，而非服务于资本利益，这一趋势和信号是非常明确的。

　　如果这一点再看不懂的话，那真的就会落后于当今这个时代。

从去年11月份开始提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及蚂蚁金服上市受挫以来，直到今年对于滴滴公司悄然赴海外上市而被七部委严格审查，再到近期义务教育的“双减”政策出台，以及导致的上市教育培训企业股价暴跌和资本快速蒸发，甚至近来对于娱乐圈高消费和高收入的严格管制，都表明了国家在持续强化这一政策力度。可以说，在全球各国政府中，最强有力和最明确推进这一重大政策实施的是中国政府。

　　当今世界，资本的力量曾被过度抬高，所有经济活动的落脚点都要服务于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近三四十年的全球企业经营活动中，这似乎已经成了不可动摇的经营圭臬。由此形成的资本利益集团的强势地位，以及跨越国界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甚至是对国家治理的政治操纵，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而在中国，国家在对这一趋势进行强力的遏制，要将资本的力量导入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人民福祉和社会稳定的轨道上来，这显然和以西方为代表的资本意志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资本投入和扩张下成长起来的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教培行业乃至其他一切相关的行业，对此会感到非常的不习惯。尤其近期出台的一系列基于国家安全和个人数据安全的保密政策，要求拥有100万个人数据以上的互联网企业赴境外上市之前都要进行审查，这等于几乎阻断了拥有数据的科技企业赴海外上市的路径。依靠中国巨大人口红利和市场规模成长起来的商业平台企业，所拥有的核心优势，就是海量的客户和市场数据，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算法优化。

　　首先，政府希望在新能源、智能汽车、半导体、工业软件等诸多领域加强投入，鼓励资本投入到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振兴的核心科技产业，而这些需要长期投入和发展的行业，对于那些追逐短期利益的资本来说，可能并不是很好的标的。但是国家的政策已经非常明确，因此对于需要转换思维甚至业务赛道的企业，自然会感到暂时的迷茫甚至痛苦。但是，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大的政策转向背景，长期的痛苦还会等着他们。

　　其次，站在中西方博弈特别是中美博弈的大背景来看，中国在经历了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冲击之后，越来越拥有对于国家治理方式的自信，而且开始做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除了产业政策的变化，在经历了贸易战、科技战、疫情“污名化”博弈的重重洗礼之后，政府正在应对的是潜在的金融战。近期资本市场的一系列变化，可以认为是政府着手挤出外来资本投入中国所产生的金融泡沫，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金外撤主动降低水位、减少风险。

所以，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资本不可能成为影响政策的筹码，资本只能成为执行国家意志的工具。因而，唯资本马首是瞻，特别是与外来资本深度绑定的企业，需要认真思考未来企业发展的道路和前景，并且做出恰当的战略安排。

如果知道了以上重要的时代变迁，对企业家群体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需要重新塑造自身领导力发展的底层逻辑。

我们当前所奉行的领导力发展的底层逻辑，来自于西方过去三百年的商业文明。更远一点说，这一商业文明来源于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就是对当时欧洲神权的反动，以及开始出现的追求个人价值的启蒙运动，这些促成了欧洲后来的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逐渐奠定了当前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随着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强权的崛起，特别是二战以后在全球霸权地位的确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盛行世界，甚至成为了事实上的标准认知，这在很长时间内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界和企业界。

这些观念的背后逻辑，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基本假设：人是自私和自利的，个体为了逐利而进行的自由竞争和博弈，可以创造最好的社会福利。但是，几百年下来，这一观点在今天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混乱和经济上的失败，最为突出的就是贫富分化、财富过于集中。

美国当前1%的人口占据着全国44%的财富，在中国这一1%人口的财富集中度也达到了惊人的30%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的数据，中国有超过6.1亿人口，月平均收入不足1000元。2016年特朗普登上总统宝座，很大原因就来自于美国社会底层人民对于贫富差距和社会两极化的强烈不满。

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都根源于此。可以说，主宰西方世界近三个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以及作为其基础的个体主义，已经遭遇了巨大的困境。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危机，更是集中展现了个体的极端自私和置公共福利于不顾，以及富裕国家为了自保而不愿意提供疫苗给其他国家的国家治理的种种弊端。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开始怀疑：基于自利的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竞争方式，是否已经走到了它的转折点上？

　　当前，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年轻一代大多信奉社会主义理想，而反对传统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这可以反映出全世界的人心思变，传统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而架构在这一思考方式之上的领导者模式也需要做根本的转变。

所以，基于满足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及资本驱动的领导力模式，需要做一个大的转型，其核心就是在于要将基于利益和贪欲的基本领导模式导向为新型的、基于贡献的领导力模式。

基于贡献的领导模式是中国文化里天然存在的成分。“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共有价值观。在当前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如何让更多的基于贡献社会、贡献他人的价值观在市场机制下发挥更大作用，正是下一步的政策关键所在。

　　今天提出的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如果按照以贡献为基础的核心价值观来看，就不存在任何违和感，恰恰是领导者带领他人追求共同富裕、帮助社会共同进步并且共享成功的题中之义。特别是作为领导者的企业家才能，其不应再是个人攫取财富的工具，而应该是帮助社会进步、帮助他人幸福的公共资源。

如果能够建立这样的、新的领导力模式和价值观的话，实现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才有可能获得道义和认知上的支持。不过，已经进行了基于市场化改革40年的中国社会，要让领导者们一下子完成这样的转型非常不容易。但是在新的时代，让更多领导者认识到这样一种转型的必要性，尤其是从根源上去发展出基于贡献和服务社会的新的价值观，其本身，也是对每一个领导者提升自身领导力、实现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价值的现实需要。

    可以说，历史发展已经来到了这个节点上。要摆脱认知的迷茫和恐慌，不必去计较三次分配是否意味着征税或者强制性的捐款，或者盲目去效仿类似于腾讯那样设立慈善基金的做法，而是要从内心里思量“作为领导者，到底应该为社会贡献什么”这样一个基本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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